| Sammy 的个人资料廖 显 Sammy.liao照片日志列表 |  工具  帮助 |
|
|
9月29日 中国会是下一个“梦想社会”么？ “这是一个经典的时刻。我独自一人，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杯茶、一盏灯和一台音响。你知道，这就是我的全部。”
效率与公平，这个是我在大学里的时候，经济学老师最爱放在嘴边讲的两个词汇，如何平衡，是一种艺术，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似乎是现在很多政府施政的重要指导方向。不过，我崇尚美国的梦想经济的概念，这是能完美的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利器。
最近，我在重读一本书，是关于Steve jobs的传记，这位充满人格魅力的家伙，是我刚出牛犊时候的狂热追求对象。其实，反观西方社会，效率和公平是可以兼顾，不是一对矛盾体，因为对于公平的定义，不能仅仅是锄强扶弱，更重要的是让整个社会健康的发展，特别是主流的声音，榜样。如果一个社会的上层都是来自于粗旷，无知，投机，甚至野蛮，暴力的结果，那么这个社会将日益的流失公平。反观，如果一个社会上层认可的是梦想，善良，勇敢，智慧，那么无疑这个社会将越走越光明。现在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次由房地产带起的“野蛮生长”，并还在持续着具有剥削色彩的泡沫。
我身边总是听到一些声音：中国会在XXXX年超越美国，发展，其实是具备一种破坏力的，而中国现在的破坏力无疑是最强的。不过最近的一篇在路透上的评论很有意思：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考虑到自身实力比较薄弱，中国执行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路，不在国际社会上逞头。如果说这种策略，利弊还算各半的话，那么用 “没有永远朋友，只有永远利益”的现实主义来指导自己的外交，恐怕是一个莫大的短视。这些年来，中国所谓的友谊，几乎都是利益，为利益走到一起，也为此反目为仇。反观美国，从上个世纪以来，给世界制造了一个“美国梦”，率先输出的是价值、精神和理想，几乎让全球人民追求这种“梦想”。美国借助这一捷径，轻而易举地让自己的势力得以扩张。” 中国，现在更像是一个ZZ上的”暴发户“，或许，这个跟现在社会上层阶级相似。我并不是说，中国一定比不过美国，只是，感觉在精神上的追求，一定会高于纯粹物质上的。中国很穷，穷的不仅仅是物质，当我们都可以吃得起一口饭的时候，我总是问问自己，你还能做梦么？还会做梦么？ 如果一个社会的上层承认梦想，善良，勇敢，智慧，那么无疑这个社会是健康的。就如Steve Jobs，无论他是一个怎样的混球，但是，他充满了魅力，并且坚持着自己的梦想，这种人，在美国。 8月5日 成都房地产报告我很少在这里直接谈房地产这个行业，原因之一，个人住房有，不过想换一个更大的，把房地产用作投资呢，还在需要时间考虑。不过，最近回了趟成都，也看了看成都的地产行业，在地震之后，有多大的变化。
成都的房价涨了，央视媒体说，成都的房子几乎已经卖光了，然后燃起了成都，重庆新一轮的房地产热潮，不过实际情况真的如媒体所说么？我是6月底回的成都，那个时候看到的场景是：三环内几乎没有新房，不过奇怪的是有些楼盘仍然挂出了一些不错的价格，比如在合江亭附近，均价7000-8000人民币/平方。于是我查了查我手上的数据：
从价格来讲，成都的房价，没有多大的变化，甚至有微小的跌幅。但是，从房屋供给来看，却又明显的下降趋势。
我虽然没有新房的数据，但是从租房以及二手房的数据可以看出，在3月-4月，供给有一个陡增。不过5月到6月逐渐舒缓，我现在还没有7月的数据，但是，我大概可以猜到，央视的那篇报道应该是4月-6月来成都拍的了。而且，确实在08年底，成都房子供给有一个急剧的陡增，原因暂时不详。
所以，很多时候，媒体的一篇报告的滞后，很可能把本来已经风平浪静的市场再掀波澜，本来成都房价没有多大变化，但是由于媒体导向，让大众的购买情绪再次燃起，甚至希望借此提高房地产的颓势，我估计重庆后来的报道也是这样的吧。
很多时候，这样的泡沫都是有一些助推，而且这种趋势收到地方政府的鼓励，因为政府依靠卖地获得收入，这样财政数字也好看很多。不过作为成都这样的二线城市来看，我觉得，如果是高房价是必须要找到新的支撑点的，光凭媒体说没有用，更重要的是“谁愿意花钱买，甚至是真正的住和经营”， 如果是住房投资，最后的着落点不外乎两个地方：出租，自用。如果出租的话，就要看另一个指标：当地的就业率，以及初毕业生的毕业月薪。这个指标在成都，现在是很低的，而且，成都的创造性就业能力很低，很多都是非知识性就业。
另一个自住。当然，成都政府掀起了另一个拆迁的浪潮，城东改造。这是一个硬性需求，大概有1.8万户要重新进入房地产这个市场。我初步估计，这个需求将持续到09年底。但是，这其中大量的是中低收入阶层，大概能接受的房价也在4000-7000左右，对于高于7000的房价，完全构成不了助推作用。
不过在一线城市的泡沫的带动下，非理性的购房，仍然会带动房价阶段性的上涨，不过，尽管房价已经开始上涨，短期内涨势却有可能会受到大量库存的制约。如果买房人的需求没有迅速上升，开发商的利润率将从去年市场暴跌之前的30%、40%有所萎缩。
中国市值最大的开发商万科周一表示，过去几年的高土地成本使公司毛利润率从2007年的30.6%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6%。 最后，总结一句，成都这个城市，干实业的气氛不是浓郁，不过对于一些“挣闲钱”的方式还是比较追捧的，因此，炒房，租房，是有，但是绝对炒不高，因为，成都本地人是绝对不会去接受高房价的，还是愿意把钱投入到生活质量的改善上（今天吃炖排骨，明天绰一顿火锅），而高房价的买单，只可能是周边的农转非的暴发户，以及外地人。不过意识永远就是意识，不能因为买了高价房就改善了。
Sammy 7月9日 我们不是“叛国”者 今天，看到一篇吴晓波的《“不行贿者”王石》，主要又是一些对王石的夸奖之词，当然，以前，我是对于吴晓波不是太有好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过于追求一些表面的、商业潮流的东西，而且喜欢推崇英雄，感觉略显肤浅。不过，今天的话题就是由他的文章最后一句王石的话展开的思考——“这真是一个荒唐的年代。”
“中国在慢慢变好”，记得当年学生时代在思想政治课上，教授让每个人在讲台上做关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个人看法陈述。很多同学提到的都是负面的，失去信心的例子， 比如：政府贪污，行贿成风，物质追求，贫富差距很大，暴发户成为中国阶级上层，人开始变的现实而没有理想等等，而这句话是我当时对教授说的，唯一的正面观点，似乎那个时候从他的眼里仿佛还看到了一点中国的希望。中国在变好，从吃不饱饭，到现在可以开始谈论政治、经济，文化，从“一穷二白”，到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下异军突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在精神文化建设上的缺失，暴乱，腐败，关系生意，贫富差距加大，一切向“钱”看，正在慢慢考验着这个民族的对于政府的耐性。曾几何时，在经济课上，我的教授还义正言辞的跟我讲：现在中国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效率与公平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如今，就连坚守最后一个“公平”的壁垒，教育业都开始市场化的时候——九年义务教育都开始变质，大量的贵族学校，甚至连读个幼儿园都需要先交建院费3万。对于13亿的中国人民来说，如果再不向“钱”看，出路何在，更别谈公平了？
我很赞同吴晓波最后的那一句话：
“如果‘四不一没有’（不向官员行贿，不偷税漏税，不拖延给工人发工资，不违反标准排放污水，没有往产品里掺“三聚氰铵”。）不容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如果在一个社会环境里，大多数的人们必须通过行贿、偷税漏税才能够获得利润或生存下来，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从制度的层面进行更多的思考？怎样的土壤生长怎样的植物，你是怪植物长得变态，还是思考土壤的畸形？很多年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评价中国经济改革的理念时，曾经说“制度大于技术”，其实，在几乎所有的政经领域中，制度永远大于一切。”
记得以前，我去见到一个早年移居美国的老人，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告戒我，不要和中国人做生意，中国人是最不讲游戏规则的。跟如今王石的话拼在一起，寓意深远。
制度，流程，政府既然占有了大部分的资源，为什么不从政府开始改善呢？又感觉我是一个容易冲动的热血青年了... ... 6月11日 数据的迷失...昨天，晚上回家有点晚，看了看电视新闻，感觉政府终于按耐不住了，扶植房地产的私心慢慢凸显，不过，我是做数据的，很多时候，简单的对比下，就能发现，其实由政府掀起的这场大规模的“硬件”消费，终会形成一个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粗旷性的经济扭曲。
这个时候，中国需要的不是钱和钢筋混泥土，而是释放“效率”的机会... ...
经济恢复
工业增加值：5月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幅可能保持在7.3%左右。（高盛）
工业品出厂价格：４月和５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分别上涨了0.2%和0.1%。（国家统计局）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3520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23055亿元，增长40.6%；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0165亿元，增长6.8%。（中国新闻网）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可能从前4个月的30.5%升至32.0%，这意味着5月份同比增幅可能高达35%。（高盛）
房价：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6%，降幅比4月缩小0.5个百分点，且房价同比降幅连续第二个月收窄；5月份房价环比上涨0.6%，涨幅比４月扩大0.2个百分点，这也是房价环比涨幅连续第三个月提高。(上海证券报）
经济低迷
CPI：5月份CPI同比增速将从4月份的-1.5%升至-1.3%左右。(国家统计局）
PPI：5月份的PPI同比则下降了7.2%，其中原油出厂价同比下滑50.6%，拖累PPI大幅下滑。（国家统计局）
进出口贸易： 中国5月份进出口跌幅扩大，5月份出口同比下降26.4%，降幅大于4月份的22.6%，为连续第7个月下降；进口降幅从4月份的23%扩大至25.2%。贸易顺差从4月份的131亿元人民币小幅扩大至134亿元。（金融时报）
发电量增速：5月份发电量同比下降3.5%，比4月份3.55%的降幅有所收窄。1-5月份发电量同比下降3.2%。（国家电力局）
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上海航運交易所发布的中国出口集裝箱运价指数报798.96點，较上周下降1.8%，首次跌破800点；上海地区集裝箱运价指数报757.36点，较上周下降2.6%。 （上海航运交易所）
PMI：5月份中國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3.1%，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這是此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後，首次出現回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3月20日 一种孤独的自由——关于美国的印象
金融危机，Apple公司在这个时候推出了新款最便宜的似乎要被人们遗忘掉的iPod系列—— iPod Shuffle，这款容量是以前一倍，并且“能说话”的小东西，似乎又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Shuffle原意为：弄乱，乱堆，随意堆放的意思，有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因子在里面，当然在这个时期，能再进行创新，实属不易。 关于美国，在我这个从来没有踏上过这片国土的外乡人来说，应该是陌生的，对于美国的印象也是在于那些大量冲击着我们的视觉的美国电影，以及富有商业气息的流行文化麦当劳，以及带有圆滑的美国口音开始的。不知从何开始，美国开始定位在于创新，世界的创造中心，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美国人产生了一个好的主意，那么请把它交给日本人把它变成产品，然后，再交给中国人把它规模化，然后只要卖出去，就可以再让印度人负责它的售后服务（呼叫中心），那么美国人可以空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了，创意也因此产生。我以前对于这个故事深信不疑，以致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做《The world is flat》，我也买上一本，细细咀嚼其中的美味，但是，很多时候，你感觉，美国人也是疯狂的，《Transformers:Revenge of the Fallen》公映了，看着里面强烈而又疯狂的视觉冲击，以及美妙绝伦的画面，有时你都在想为什么一部《满地尽带黄金甲》为什么都可以在国内拿到如此高的票房。那么逼真的影视画面，让自己带着爱国主义的骄傲下面，又隐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感叹，美国的文化，是如此的真实而又强大。 为什么？ 那天我共享了一部音乐的MV，是Oren Lavie 唱的，不过一下吸引我的却是那个MV的创意，不禁又联想到很多歌手的身上，总是带着那种孤傲、另类、以及富有才气的孤独与狂热。 我总是在找为什么要去西方世界的理由，我的朋友一个一个的过去了，不应该仅仅只是物质，因为对于我们从小深受爱国主义熏陶，以及有一些文化基础，不会仅仅因为这个理由过去的。后来，或者今天，我似乎，发现了中国与世界的不同： 共性与个性。 现在，中国开始热闹起来，世界开始关注，但是，我们获得金钱的同时，不知道，我们失去了多少自己本来应该有的个性文化，中国古老的首都北京，所剩下的城墙已经不多，听说，又要因为要建一个四四方方的高楼，而拆掉一组四合院，我不知道，这种没有创造性的共性制造，在中国还会继续到多久？当然，也为没有任何个性的所谓创新口号一再的失望。中国可以把世界任何的东西都成规模，任何的东西，但是除了创造。 中国很热闹，美国很孤独，不过，这是一种孤独的自由... ... PS: 补充一点，当我的同事天天乐道于“阿迪王”这类的“山寨”产品的时候，其实，我很反感，当一个国家把知识层面的侵权当作是一种平常的乐子的时候，有点像当年鲁迅写的人血馒头的感觉，我们不追求西方的奢侈，但是我们应该正大光明的向前走... ... 3月10日 两会期间谈经济
今天，Google的股价，终于跌破了300美元，以前有人预计Google将在这次经济危机当中逆流勇上，甚至继续会超过纳斯达克指数，但是，当世界所有的信心都在慢慢消亡的时候，Google也不会幸免的。（ 前几天，有空关注一下两会，人大的提案已经全部提交完毕，不过在一些提案的提法上，很明显的看得到一些肤浅之治的思想。比如，现在大学生就业难，那么就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降下身段到社会底层锻炼，或者干脆国家补贴钱，进行再岗前的实习培训，不过主要矛盾是这个么？我认为，更深的是应该继续加速大学教育的改革进程，多培养一些真正有能力的大学生，而不是“混文凭”的，特别是大学与社会实用性的衔接上，多给点“政策”；另一方面，应该在政府服务体制系统上，多给年轻人一些扶持，多一些“通道，如何真正的利用知识创造价值，如何把整个社会的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当地政府的“眷顾”，这些才能真正的把人才创造价值下去，而不仅仅只是看到病了治一下，看到差不多要好了，就不管了，其实，真正的病症却还是遗留着，没准哪天又爆发了，政府又出钱，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 另一条，这次两会提到农业，到处炫耀的便是取消了农业税，使得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从国家粮食安全来讲，这固然是好事，但是，在西方农民种粮不交税早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甚至，你种粮国家还应该给你补贴，倒拿钱。我这里并不是反对国家取消农业税，而是说，现在农民种粮不积极，是嫌钱少（相对的），你减税，甚至补贴，他乐了，开始种粮，过一阵子，他又开始嫌钱少，又不种粮，你怎么办？卖地给他？还是给他更多的补贴？如果他还嫌少呢？其实，关于农村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免税不免税的问题，农村问题，一个是农产品价格低，农民收入少，但是这个价格低是相对的，相对于现在由城市房地产带动起来的工业品通货膨胀引起的，农民一看，我家里可以种地，但是种一辈子，还买不起城里的一套房子，那还种什么？甚至还不如进城当个洗碗工一年的收入高，因此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了城市，第一，补给了“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同时，危机到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单方面的，千方百计的留农民在地里，这个是留不住的，第一，你给不起钱，第二，农民的“小农意识”绝对是跟着money走的，那怎么解决？很好办，让农村的耕地动起来，让愿意种地的人去种地，愿意到城市的人去城市，现在的情况是，农村是人很愿意把“自己”投资到城市的建设当中，但是“城市”的资本却很难在农村找到机会，因此，怎么给予“城市”资本到农村的政策，让农业也能产生等于工业品，甚至高于工业品的附加值效益，自然，“种粮”的人会越来越多。拿房地产来讲，其实现在很多城市人很愿意去农村居住的，但是，要不就是“小产权房”，要不就是耕地的限制。我只能说，如果不让有“知识”的城市人“下乡”，那么农村就一直不可能有机会。农村问题，需要的是双向互动，而不是单向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当然，如何，让地方政府脱离对于单一房地产收入的依赖，让银行脱离“和房地产商是绑在一起的蚂蚱”的形象，利用科技行业，达到政府收入的多元化，智能化，通过政府效能改革，达到集约型政府的塑造，其实也是变相的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 不过这次两会，最得志的应该是马云了吧，两会央视用新闻给他打广告，电子商务，即解决了大学生的就业，自主创业，以及沿海城市的工业品滞销，还包装着高科技概念的信息科技产业，淘宝、阿里巴巴仿佛成了这次中国遭遇经济危机的救世主，呵呵，看来，马云越来越有“首富”相了。 待续... ... 2月2日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
昨天说到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老的话题，甚至，最后用来画龙点睛的中国的“次级债”观点，在我看来也是很早就有人提出的事情了。不过，却引发了我另一个方面的思考，仿佛感觉，整个中国的经济拉动全都是由房地产来拉动和引发的，从俄林的要素禀赋论（Factor endowment)的眼光来看中国的经济，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代表的制造业，另一个是资本密集型为代表的房地产业，而中国比较有优势在于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扮演了一个劳动力输出的角色，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扮演了一个以资本密集型为代表的角色，在中国大量的投资房地产，或则变相的投资到房地产（假借创新经济的投资）。但是，我要说的是，资本的灵活度是远远大于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的，也就是说，资本是可是来去自由，如果不自由，它也不会来。因为，如果资本在中国房地产上投资增值停滞的话，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茫然于没有一个核心的增长点，就拿现在09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GDP，出口占38%，房地产仍然占整个固定资产的16%，占GDP的10%，那么如果联系上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链来讲（比如钢铁，水泥等），这个数字将放大到将近50%。也就是说，中国的内需拉动主要动力其实是靠房地产的（出口是属于外贸），但是，试想，如果中国没有了房地产呢？这个就是我今天思考的一个问题，哪里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绝对不应该再依赖房地产了，当然，答案我是已经有了。
午饭回来，一顿很普通的同事间的午饭，两个人出去就花去了300多，回想当年读书的时候，一碗面也就是8元到10多元就解决问题了的，中国的物质消费以及夹杂在其中的通货膨胀，感觉基本上没有被这次金融危机影响着，想起以前冯仑的段子，要学怎么挣钱，去美国，要想学怎么守钱，去欧洲，要学怎么去奢侈消费，还是去亚洲。感觉，这话越来越有理了。回来看到金融时报上一篇关于《与温家宝面对面》的评论，主要是针对这次家宝总理的欧洲“信心之旅”，天还未亮，总理便早早在伦敦海德公园晨跑，我们这位67岁的总理，依然看上去敏捷、精力充沛。当世界把这次拯救世界的希望像投向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一样投向中国的时候，似乎中国的问题，比国外的还要多。这次经济危机，说是由于金融引发的，不如说是由于“懒人经济”引发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过度消费最后还把问题缘由归结于借钱给他们的人，当然，中国政府也必须接这次契机来整顿庞大的政府中层组织，今年公务员招聘人数为13566人，比去年增加864人，很巧的是，增比接近6.8%，恰好是09年中国GDP的预测增幅。总量也达到1053万，官民比为1：122。“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记得在5.12地震时候总理和登机领导说话。中国也开始精简，以及有意识的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绩效了，“香馍馍位置”也最多2届4年，在职要写总结，评绩效，很多中间的高层领导，都是在最后任期耐不住寂寞，最后捞一把，出的事。
一个国家的强大，必然会引起很多利益体的不满，昨天听说家宝在剑桥上的演讲，有人居然扔鞋上去，便是一个佐证，这次从欧洲回来的朋友也有跟我提到国外对中国的误读。不过，我相信，中国，今后会变的越来越开明，依靠的依然是勤奋，努力，乐于储蓄的优良传统。
就像家宝总理说的那样，"我深深的爱着我的祖国"。
Ref: 视频：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全文
11月10日 抢皇粮咯——评国务院十项利好出台今天，工作了一天，回家洗了一个热水澡，本来不想上网了，可是突然听说国务院出台了十项利好政策，忍不住，私下评论一下：
引用其中几项我认为比较有讨论价值的：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反向调整；这是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正式启动。
二、四万亿的投资拉动，应该说力度够大。第四季度中央投资1200亿（其中明年灾后重建提前到今年四季度安排200亿），带动总投资4000亿。
三、国家重点工程所涉及的行业如交通、能源、港口、建材等，农业和农村经济、医药、以及金融部门等将成为本次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龙头行业；1200亿的减免惠及所有行业的企业。
怎么说呢？总的前提下，中国的政策干预一向是比较大手腕的，但是这次的真金白银的投入，4万亿，我比较有些担心，因为，这4万亿是应该用在像以前那样的投入到粗旷性的基础建设里，还是应该作为一种经济创新资金发挥它的经济杠杆效应，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政府考虑的。不可否认，现在的政府是有钱了，不论是内需，还是外汇，相当丰厚，一下子投入4万亿的预算，但是怎么发挥它最大效用，利用这次危机进行产业升级，而不应该让那些依然粗旷的企业，不思进取，日夜盼着政府的皇粮。 10月21日 中国的地方政府智能何在？继南京、长沙、宿迁、沈阳、厦门、西安之后，杭州近日也出台了一些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措施：杭州正式发布了《关于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共有24条，涉及户籍落户、公积金房贷、房产交易税费、开发商资金链等方方面面，成都好像近来也加入了救房的阵营当中。我本是一个搞IT的技术草民，不过对于如此愚昧的经济行为看后，已出离愤怒至极，这是一个怎样愚昧的地方政府啊！病急乱投医。
且不说作为一个房产希望拥有者的身份，从人民住房利益出发。仅仅分析经济，我倒想问一问，地方政府们，你们究竟有好多钱？美国这次次债蒸发了8.5万亿美元，8.5万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中国05、06、07三年的GDP都白干了！中国现在经济的二元性已经相当明显了，何为二元经济，就是以房地产、政府基础工程、钢铁水泥等趋导的经济过热和以民营制造业为代表的投资过冷，拿钱、拿政策救制造业才是关键！听说政府背后还有一些自称是搞产业经济的学者，现在连屁都当不到。中国经济一直到08年，都是以两位数在增长，整个GDP倒是漂亮，但是有人分析过其中的比例么？全靠政府导向的拉动型经济，比如，你们看到的什么钢筋啊，水泥啊，公路啊，房子啊，而真正的实业型增长，也就是以制造为代表的仅仅占了30%不到。那些学者们天天都在电视里喊什么中国的经济过热，中国通货膨胀，说句实话，中国的经济过热是分产业的，特别是07、08年，制造业面临的不是热而是冷，为什么，很简单，这个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你看看，股市、楼市疯狂泡沫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在安心做实业，说的不好听一点，大量的制造业资金大量进入股市跟楼市！跟尚福林说的股改不股改根本没有决定性关系，最多是一个导火索。从五月底到了11月从3千点到6千点你们买二线蓝筹的股民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没有赚到钱？因为当时拉动股指的都是大盘股，我们称之为2：8 现象或者是3：7现象，20%多的股票拉动了股指，从3千点拉到了6千点，这个二八现象和三七现象的二或者是三是什么股票呢？是地产，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其他融资银行还有证券公司等等，没有错吧？这是一个制造业面临的海尔效应，在股指疯狂的时候，就是像海尔那样的企业都面临资金压力的困兽之斗。
经济界现在有人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流动性过剩，啥子叫做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是指人们的闲钱太多，不过中国人真的就都有钱啦？？我想恐怕不是吧，在国外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前提是国家基础福利好，比如医疗有保障，住房有保障，在中国，百姓的钱的是存来看病、买房子的，难道这个也叫做过剩，通过一次回光返照式的股市，把别人老太太，老大爷的养老钱骗了去，就不过剩了？？荒谬！我刚才说了，中国是一个政府导向性的拉动经济，也就是创造性消费，什么叫做创造性消费，拿美国消费性拉动来说，别人是需要一架钢琴，就生产一架，需要一包薯条，就生产一包，这个叫消费主导型，而中国呢？是创造出来的消费，特别是房子，车子，基本上都是在做后20年的生意。08年前的制造业也是以创汇为目的的，说的好听点叫挣美元，说的不好听，其实就是国内需求低嘛，不然，为什么甘心出口低价，不实惠本国人民呢？房地产，中国地方政府也跟着炒，帮助贴金，纳税大户呀！！但是你要想一想，房地产说白了还是一种服务行业，谁又会在产业低迷的时期，考虑我是不是要再买套房子，或则投资投资呢。当然，对于房地产泡沫，我也觉得是要分楼盘的，高档楼盘，毕竟地价，成本高，但是就是因为高档楼盘的高质量，造就了中低楼盘的泡沫狂飙。这个时候，因为本来高档楼盘销售量就不高，只能说这个时候中低楼盘在回归。天天电视里那些房地产开发商都在喊苦，什么日子难过了，经济萧条咯，但是你真正去看看，有多少房子是跌回了开发时候的价格的，又有哪个开发商倒闭了？？完全在借势而吹，地方政府也跟到闹。
而且，这次经济危机没有危机中国，应该是中国政府一向“决策迟缓”所带来的好处，现在就显现了，坏处也有，就是延迟了补救时机。拿这次关于中国经济回落来说，我估计，这次中国的经济还将萧条下去，至少持续1年。如果，政府因势利导地好，重新给予制造业政策，机会，以及人才，科技的变革，还有资金，那么在次债过后，中国的制造业振兴会腾飞的很快，这是一个变革的机会，但是如果政府视而不见，还是大力投入资金、政策到房地产、基础建设当中，那么中国的对外经济地位将可能被撼动。别忘了，现在论技术有印度，巴西在虎视眈眈，论人力低成本，还有越南、缅甸，中国制造必须借这次次债修整，转型才保的住这顶帽子。
从这次美国的银行国有化来说，可见，资本主义没有必然的什么自由不自由，治理的好，就是资本主义，治理的不好，再自由也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啊，对于中国来说，特别是地方政府，千万不要瞎掺乎，看准产业的机会，还是以多做实业为前提，服务业嘛，总是要依托实业的，不要看的太神奇了，不要政府也开始投机咯，泡沫毕竟是泡沫，政绩效应也是短暂的，万事还是需要大智慧啊～！
 
10月13日 我们究竟犯了什么错？今天晚上，我突然有了想写一本书的想法，书名就叫《我们究竟犯了什么错？》，在美国金融风暴把全世界的人都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有必要想想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HP不幸的是在金融风暴前花了147亿美金现金收购了EDS，那么糟糕的结果就是HP全球在金融风暴中需要裁掉2万多人，而EDS美国就占了1万多。今天和一个SAP的朋友在蝶园吃饭，还在谈论，关于一个美国人要养活四个中国人的话题，在一切以成本为前提的经济紧缩面前，一切又是那样的无情而无奈，最后，替中国的四个同仁，祝福远在美国的Jim，一路走好。
在上海，你去浦东随意逛逛，如果你用心的话会注意到：当你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走出来，环顾一下，就会发现，四周的高楼，清一色的顶上都代表着各个银行，从工商，建行，花旗，汇丰... ...对于中国这块市场来讲，上海就代表着金融，代表着中国的财富。不过对于金融来讲，这次的风暴为什么会影响的日益庞大，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金融又是如何呢？我感觉，仿佛有不少曾经崇尚哈耶克自由经济的人，已经开始认可凯恩斯了。市场经济的过度，日益需要政府的干预，以及有力引导。反观中国的经济，一直以来，强调的就是“政府型市场经济”，拿股市的行话，叫做“政策市”。换个说法，就是中国一直在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凯恩斯经济”，那么一切为了恢复中国经济新面貌的政府行为又必然得到未来的一个向上市场预期，但是政府的干预行为会有多大？会不是像大牛市时一样，出现“失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更有意思的是，上海第一高楼，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建成，我去看了看，联想到了以前德意志银行的一名研究员，安德鲁·劳伦斯，他在1999年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世界上最著名的高楼建成之日往往是市场衰退之时。于是，他把自己的研究结论称之为“摩天大楼指数”，并用这个指数去验证1999年前世界发生的诸多经济事件，并得到很好的验证。现在用这个结论来看这座大楼的建成与世界的这场金融风暴，简直是论断过于神奇！
不过，在我看来，一切以金融经济为核心的美国，对于产业信心的依赖性远远强于中国。毕竟，中国外在影响经济还是农业和制造业，而金融的服务的产业外在联系显然没有美国那么自由，那么强烈，更何况中国金融背后的信用完全是政府做担保，也就是银行信用风险几乎为零，因此，作为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行业来说，自由产业化的银行机制虽然在能动性上强于政府担保的银行，但是如果遇到了像今天这样的金融风暴，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危机泛滥，将止步于中国门外。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WTO时，还一直在劝说中国银行进行市场自由化进程的资本国家，现在正在经历一场银行公有化的演变。有时候，不得不又想起马克思的臆断：资本主义将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奠基。
金融风暴，越来越有意思了... ...
PS: 今天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Extend State Ownership To Save Jobs》，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尼特写的，他提出了一个叫做：金融社会主义(financial socialism)。主要有段总结的相当精彩：
“... ...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Europe and the US have many industries and service businesses which cannot surviv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1980s it was often assumed that the developing world would get the poor-quality, grunt jobs and the west would reserve for itself higher-quality skilled labour. This has proved in the past 20 years not to be the case. India, Brazil,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re more than cheap labour markets; they are increasingly places able to provide high-skill, high-quality work. ... ...”
“Politics enters the picture: people without work are angry, explosive citizens. And so, too, does simple humanity: people gain self-respect through being productive.”
看来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知识全球化下，得到了不少好处啊，低调，学习，发展。
2008年10月20日的《经济观察报》开篇文章题目《流动性猝死威胁：我们做错了什么》，呵呵看来不断反思和自我批判的人不占少数啊。
2月5日 中国经济的预期 今天终于把第一阶段的Riposte的工作完成了，鉴于近来很多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是否拐点观点，有空在上午发表一些自己关于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些预期和看法。
开始于房地产
首先，对于一个产业我必须很理性的去分析一些问题，那就是房地产，我看坏它，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房子不够大，或则想买一个更大的房子作为评价的动机，而是，现在关于房子的问题以及矛盾在中国日益尖锐起来，我比较担心。
现在看好房地产的，我觉得一般是新兴资本家比较多，所谓的新兴主要是指年龄，因为他们总是把中国和美国或则其他资本国家相比，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就应该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则至少当作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对待，即使他们口头上不承认，但是其行为大判断准则是这个，在当今中国，拥有这样的判断准则才会让他们积累到一些财富。但是，我要说的是，很多看坏房地产的代表，比如老王（王石），他们指出的拐点原因是因为房屋价格的增长远远高于个人家庭收入的增长，不过其真正原因我觉得，还是老王后一句话——企业需要跟着“大势”才能前进。这个大势是什么呢？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那就是要平息中国现在最尖锐的矛盾，一个是贫富差距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由于房地产的疯狂过热，导致了中国很多问题的出现，现在中国在上海、北京、深圳，以至于二线城市，已经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他们不是有地，而是有房，他们没有创造生产力，而仅仅是靠直接的剥削，在上海的张江，一个新兴的科技工业园，那里60%以上的科技从业人员每个月必须向这些地主们缴纳为数不少的“房租”，而房东们呢？仅仅靠着先天的投资坐享其成。难道作为执政党的政府是看不到的么？不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共产党仅仅是在包容而已。当然有人提出不是包容，而是没有办法，因为利益，政府当今大约50%以上的的税收来源与土地或则跟土地有关的利益费用，如果提着胆子打压自己的“衣食父母”，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再说，跟房地产相关的银行也会因为房地产的衰退而出现信贷坏债危机，所以这个问题必须从地方的GDP产业结构来逐步优化，增大除房地产业以外的，特别是服务行业的政府收入比重，从而优化税收结构。不过，我认为政府更多的是在“包容”，是因为我认为现在的政府，或则现在的中国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完全的理性经济，而更多的因为制度不健全，结构不完善，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感性经济。什么是“感性经济”呢？那就是政策性的“手”会干预很大，而且是以人民的呼声作为导线的。一旦在一段时间出现一个人民呼声很高的问题，共产党一定会去解决，比如近点的这次南方雪灾，远点的“铁本事件”等等，对于教育、医疗、住房，如果共产党不把这三座大山解决了，它的执政能力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么？所以，政府一定会去解决。只是在发展和公平的前提下，发展先行。不过这个是在缓和了中国主要矛盾，巩固了执政根基的前提下吧。
当然对于房地产的过热还有其他问题的出现，比如大量资金进入，导致很多创造生产力的行业，以及高科技行业的资金短缺，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房地产的过热，甚至导致了社会的道德以及伦理问题，开始挑战甚至吞噬了中国千年具有美德的价值观很发展观，这些都是应该被唾弃的。房地产的崛起，可以看出是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表现，不过一个国家的经济绝不是建立在房地产上的经济，一定是以科技创新，生产力推动的经济，因此，对于这种扭曲的经济表现，难道共产党就看不到么？不是的，要相信政府高层的洞察力。因此，老王说得对，一定要顺势而为的。
从房地产到增大内需
关于现在由于美国次级债引发的全球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变慢，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是一个靠出口挣美元来推动经济前进的国家，不管房地产怎么发达，不管中国石油、金融服务怎么厉害，说到本质的，什么是创造生产力的，什么是经济的基本推动力，还是中国的制造，以及新兴的外包服务等，这些才是中国的资金来源之本。所以，当国外的经济开始萧条，特别是对世界的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减弱，势必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现在或则短时间里中国可以依靠自身的比较优势来缓冲一段时间，不过大势到来的时候，中国不可能游离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因为中国必须加强内需的历练，而这个才是真正的药方！
有人说，中国可以游离在世界经济之外，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意想不到的消化能力，中国的消费潜力以及市场的开放潜力是可以同美国相比的，甚至在未来超过美国也不过分，从前段时期的股市动向可以看出。不过这段时间，似乎股市又说明了中国拿了别人的钱一定脱不了别人的关系，美国跌了，世界跌了，中国也必然跌，今年的开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开端，说明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了。不过，中国仍然有着惊人的经济“韧性”潜力，但是因为其特有的“感性”有时也会变得“脆弱”和“敏感”。因此，中国的经济在今年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震荡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如果想平稳的发展下去，比如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不是仅仅靠以硬件建设来拉动的内需增长，中国必须开始建设“软环境”！
中国经济的不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模仿经济
每个中国人，从小就读过一句话：师夷长技以治夷。今天，有很多中国人走了出去，发现了很多新鲜的事物，于是回来模仿着做，然后又了代表性的成功，接着便雨后春笋般的模仿。于是乎，世界在“中国制造”之后加上了一个词“中国模仿”。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讲过一句名言：什么是创新？那就是率先的模仿！国外有了Google，中国有了百度；国外有了ebay，中国有了淘宝；国外有了Facebook，中国有了校内；这个是IT。在建筑上，国外了有温哥华广场，中国也有；国外有了白金汉宫，中国也有。在学术上，国外的一篇论文写的不错，马上可以在中国找到一篇同样“创意”，只是模型的前提加了点“在中国”的限制，当然也是一篇“翻译文”。甚至，近来我看娱乐节目，什么超女啊，还有一个中国古典女乐坊，其实就是模仿国外的古典辣妹的包装模式。所以啊，中国现在从技术，到生活，到学术，再到文化，都开始全面的模仿国外。这是中国的一个疯狂的模仿时代！每个人都想模仿出一种成功,从而太急功近利了。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因为经济而变得浮躁了，从而失去了理智。
中国经济的预期
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期，我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预言家，因此，这个预期多少也带点真实的根据。我觉得，中国经济在08以后不会出现滞涨，房价也不会在那个时候开始下跌，因为政府有太多事情需要去做了，而世界也看好中国，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更多的是看好它本身具有的超过12亿的一个市场消费能力，而这个能力，如果全面爆发起来，足够把美国远远的摔在身后。从这个方面来看，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感谢毛主席没有在当年限制人口，从而造就了一个世界第一的消费储量最大的国家。
我以前是研究市场的，因此，我深刻明白一个道理，消费决定市场，而市场决定经济！不过，我们也应该为中国的未来贡献一些什么吧。在08以后，我认为随着中国教育的低成本推广，以及高等知识教育的崛起，可以预见中国的中产阶级势必开始用一些理性的眼光来影响中国，而以房价为代表的中国基础经济增长到那个时候必然会出现减缓或者滞停。不过我想，那应该在10以后了吧。
3月29日 CHINA SNUFFLE SENDS SHIVERS WORLDWIDEBy Mark Konyn who is chief executive of RCM Asia-Pacific in Hong Kong. For fund managers based in Asia, recent market events seem to have turned conventional wisdom on its head. In the world we knew, Asian-based investment analysts and fund managers typically stayed up late at night after leaving the office to gauge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tomorrow's stock markets from the current trading patterns and behaviours on Wall Street. Tracking the yield of US Treasuries at different times during the last few economic cycles has also provided insight into how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are positioning and what might be the likely resonance in Asia-Pacific. Broker reports often compared the yield spread between US Treasuries and emerging market bonds to tease out buy and sell signals for Asian stock markets. Conventional wisdom has been that Asia follows and the developed markets, particularly the US, lead. How different the investment world looks after recent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few weeks we have seen a dramatic sell-off in the Shanghai A share market - 9 per cent on a single day - precipitate a global correction in equity markets. The rebound back to the rest of the Asian region, via Europe and the US, has caused regional markets to give up some 10 per cent on average, losinggains achieved this year and more. Despite the correction, the Shanghai market has staged a minor recovery and maintained positive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to date. Deconstructing the sequence of events, and understanding how a stock market with restricted access for foreign investors can influence global markets to such an extent is preoccupying many a fund manager and analyst. It used to be the case that when Wall Street sneezes, Asia catches a cold: but now it appears the reverse is true. Even Alan Greenspan, the former Fed chief, has felt compelled to comment on the effects of a possible bubble in China. It has certainly been the case that global liquidity conditions have been supporting fund flows to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generally throughout last year. Speculators and shorter-term investors have been look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restricted access to China-themed investments and to position for the expected currency revaluation. The Hong Kong stock market has been a key beneficiary of this appetite. In Hong Kong itself any mutual fund that has taken advantage of an allocation to China's A share market has seen sales increase rapidly in the past three to six months. China funds offered in Japan and particularly Korea have also seen large inflows through 2006. A strong preference for more risky assets globally and strong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at a time when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were able to demonstrate strong commitment to further stock market reforms, helped fuel the allocation to China-related investment themes. Other drivers have also been responsible. Much is reported of the so-called Japanese carry trade wher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able to fund their investments through yen borrowings at low interest rates. Yen weakness has been encourag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and allowed exports to compensate for weaker than hoped for consumption. This has also allowed the carry trade to continue for longer than perhaps would have otherwise been the case. Fund managers were certainly watching the yen/dollar rate immediately after the stock market correction for evidence that these carry trades were being reversed. Any such unwinding is expected to cause the yen to rally strongly. However, this carry trade-inspired liquidity is not wholly responsible for the fund flows driving equity markets. Across Asia, retail investors have been enthusiastic buyers. Even through the recent correction, mutual fund flows have held up reasonably well. For retail investors, the recent correction has presented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exposure at lower cost. The global correction triggered by events in Shanghai suggests a few conclusions. First, China's importance as par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is paramount. Second, economic progress and general investment conditions in China are now viewed as a barometer of world growth and investor confidence. Third and perhaps more contentiously, China's progress to greater 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necessary prelude of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and likely revaluation, will now be a fixed agenda item for international fund managers' strategy reviews. 3月13日 2007年7大管理趋势 1.价值创新
2006年以来，价值创新正从教科书上走下来，被越来越多的CEO所接受。为了找到真正的价值创新所在，那些走在创新前列的公司，纷纷重新认识自己的客户，“客户为王”的提法已经失灵，现在流行的做法是“进入客户的心灵”。知名的设计公司ZABA就设计了一种名为“探索心灵”的方法，发现潜在的需求和机遇。 2.扁平化管理模式 为了更好洞悉客户需求，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变革自身，让自己变得扁平化起来。惠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过去，从一个普通员工到CEO，其中的层级达到30多级，现在，这个数目被大大压缩，只有7级。 3.虚拟管理 IBM公司的行动表明，虚拟世界正跻身主流，IBM公司CEO彭明盛就有一个网络化身，在网络上对员工发表演讲，进行虚拟管理。虚拟世界代表的不仅仅是娱乐和游戏，软件、电脑核芯片所推动的三维动画世界拥有着巨大的商机，现在，通过虚拟世界进行全球化管理已经走向现实。 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管理，整个全球化都包含软件化或则技术话的趋势。 4.20%弹性时间 20%弹性时间是Google的创新杀手锏，也越来越让很多公司看到这种20%的威力。20%时间的背后，是对员工热情、想象力的管理。 5.众包 众包(crowdsourcing)正在成为一种廉价、更有价值的创新工具，跨专业的创新往往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由个体用户积极参与而获得成功的商业案例不胜枚举。众包的背后，是对“开放式创新”的重新诠释，即如何把客户、外脑纳入自己的创新体系。 6.设计创新 在很多公司，功能导向正在让位于外形导向，比如三星电子、摩托罗拉，但是，设计创新的背后，不只是工业设计这么简单，2007年还会有哪些新突破？ 7.首席客户官 要成为好的首席执行官，首先要成为好的首席客户官，众多案例表明，对客户需求的挖掘，仍然有着巨大的潜力。 12月11日 金融开放——为了忘却的纪念 今天，12月11日，按照“入世”承诺，五年过渡期结束，中国银行业将全面对外开放。 记得在我第一次听到德国安联金融集团的代表在我面前抱怨中国金融开放力度不够到今日，整整仅仅过了两年的时间。
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第一天，银监会昨天晚间宣布今天正式受理汇丰、花旗等8家外资银行“本地注册”申请，这就意味着首批完成“本地注册”的外资银行将从这8家中诞生，率先为中国普通居民提供人民币服务。话题也从“WTO规则将如何冲击中国银行业”变成了五年过后的“中国银行业如何与‘狼’共舞”。我这里不去讨论，准备的问题或者利弊这些大忧之论，仅仅告戒自己，时间所剩无几。
PS：银监会昨天晚间宣布，《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首日，银监会将受理8家外资银行将中国境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的申请。银监会表示，目前已经收到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恒生银行、日本瑞穗实业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荷兰银行等8家银行将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的申请，今天将首批受理这8家外资银行的转制申请。
10月18日 保险入股银行业全面放行
保险投资银行需符合多项条件，保监会发布《通知》明确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细则
本报讯（记者殷洁）今后，保险公司投资银行业不再需要特事特批，入股银行将成为正常的市场行为。中国保监会昨日发布的《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中以5％和10％为界点，明确了保险投资银行股权的条件。 可购银行股权比例未封顶
《通知》中将保险对银行股权投资分为一般投资和重大投资。持有银行股权低于5％的为一般投资，重大投资又细分为持股“5％至10％”和“10％以上”两类。对于比例的确定，保监会相关官员指出，保监会出台的限制比例不会低于银监会的相关规定。
“根据国内建行、中行和工行的惯例，5％以上的比例为战略投资者，属于银行重要股东，涉及到股权的转让需要报告相关监管部门。”
有意思的是，尽管《通知》中规定了银行持股比例的限制区间，对于可购买银行股权却并未“封顶”。也就是说，对于一般投资和参股类重大投资，保险机构需要满足“不超过机构上年末总资产的3％”的比例规定；而10％以上持股的将采取“个案审批”的原则。
上述官员表示，由于保险投资可能存在多重目标，比如财务、战略的不同规划，10％以上持股需求的情况突破了“比例管理”限制，但在管制上将更为严格。比如，除了符合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三年偿付能力达标等方面要求，保险机构进行重大投资时，必须上交确定的公司战略、主营业务规划和相应的专业管理能力。
小保险公司也可入股银行
尽管保监会在保险资金投资渠道上多方放开，比如允许直接投资股票市场、基础建设等领域，但对于国内前十名开外的保险公司而言，一位资产规模尚小的保险公司人士曾表示，“这都是大公司的事情”。
而此次《通知》规定投资银行股权在5％-10％之间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上年末总资产不低于200亿元，保险公司上年末总资产不低于1000亿元；投资银行股权在10％以上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上年末总资产不低于300亿元，保险公司上年末总资产不低于1500亿元。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投资5％以下银行股权的行为并没有做出资产层面的要求。这也是根据不同资产规模、不同投资需求的保险机构，采取不同监管方式的考虑。”《通知》将鼓励中小保险公司进行一般性投资，提高收益水平；同时鼓励资产规模较大的大中型保险公司进行一般投资或重大投资，加快金融业混合经营的试点。
投资股票比例短期或超5%
“监管部门鼓励保险机构收购非上市商业银行中的拟上市股权。”保监会人士强调，但出现的情况是投资银行股权转为流通股后，投资股票比例可能会超过保险资金投资上市公司股票5％的上限规定。 而《通知》提前对这一情况做出了政策上的衔接，如果超过股票投资比例规定，一般投资需要在规定期限内逐步调整比例以达到规定要求；而重大投资保监会还将另行规定。“当然，符合股票投资要求的交易则完全按照《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同时，保险机构要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应急处理机制。在发生“拟投或所投银行实际控制权转移，投资合作方违法违规”等重大事件时，保险机构必须启动应急处理机制，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控制投资管理风险。 6月27日 比较张维迎和郎咸平的学术水平比较一下张维迎和郎咸平的学术水平， 看看谁在真正的学术前沿，谁是真正的学者，谁是江湖郎中。 张： http://www.gsm.pku.edu.cn/gsm.nsf/index?OpenForm&ProgramName=1A000200200173017 8&Page=1&CSiteTemp=1 Zhang Weiying, 1990, "Theoret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macroeconomic balance and macroeconomic control" (with Song Guoqing),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Vol.23, No.3, 1990, USA. Zhang Weiying, 1989, “On the Line of Thoughts in Price Reform Guided chiefly by the Notion of Letting Go’”,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Spring 1989, 22(3), pp.50-66, USA. Zhang, Weiying, 1997, “Decision Rights, Residual Claim and Performance: A theory of How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Worksote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8 (no.1): 67-82, JAL Press. Zhang, Weiying, 1998, “A principal-agent Theory of the Public Econom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a”,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31: 231-251. Zhang, Weiying, 1998, “Cross-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China ”, MOST-MOCT: Economic Polic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cs. Zhang, Weiying, 1998， “Optimal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in Teamsh” (with Shuhe Li), forthco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Zhang, Weiying, 2000, “The Road to Capitalism: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with Shaomin Li and Shuhe L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8 (No.2): 269-292. Zhang, Weiying, 2000, “Why Entrepreneurs Are Liquidity-Constrained? ”,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Forthcoming, Vol. 1 (No.1). Zhang, Weiying, 2000, “China’s SOE Re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hina, forthcoming. 张没有论文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 怎么就在学术前沿了呢？ 郎： http://www.ceibs.edu/forum/2002/0511_lang_cv.html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Managerial Self Interest on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 (with I. Friend), Journal of Finance 43, 1988, p271-281. "The Size Effect of Stock Returns: Is It Simply A Risk Factor Not Adequately Reflected by the Usual Risk Measures?" (with I. Friend),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2, 1988, p13-30. "Dividend Announcements: Cash Flow Signalling vs. Free Cash Flow Hypotheses," (with R. Litzenberge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4, 1989, p181-191. "Managerial Performance, Tobin's Q and Successful Tender Offers," (with R. Stulz and R. Walkl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4, 1989, p137-154. "Troubled Debt Restructur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Private Reorganization of Firms in Default," (with S. Gilson and K. Joh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7, 1990, p315-353. "The Forecast Accuracy of Individual Analysts: Evidence of Systematic Optimism and Pessimism," (with K. Butler),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9, 1991, p150-156. "Insider Trading Around Dividend Announce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with K. John), Journal of Finance 46, 1991, p1361-1390. "A Test of the 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 The Case of Bidder Returns," (with R. Stulz and R. Walkl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9, 1991, p315-335. "Testing Financial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with R. Litzenberger and V. Madrig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 1992, p317-348. "Contagion and Competition Intra-Industry Effects of Bankruptcy Announcem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R. Stulz),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2, 1992, p45-60. "Voluntary Restructuring of Large Firms in Response to Performance Decline," (with K. John and J. Netter), Journal of Finance 47, 1992, p891-917. "Tobin's q,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with R. Stulz),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 1994, p1248-1280. "Asset Sales, Firm Performance and the Agency Costs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with A. Poulsen and R. Stulz),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7, 1995, p3-38. "Leverage, Investment and Firm Growth," (with E. Ofek and R. Stulz),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0, 1996, p3-29. "Does Money Explain Asset Returns? Theory and Evidence," (with K.C. Chan and S. Foresi), Journal of Finance 51, 1996, p345-361. "Common Volatility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Global Capital Markets," (with B. Arshanapalli and J. Douka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6, 1997, 189-209. "Determinants of Interest Rate Swap Spreads," (with R. Litzenberger and A. Liu), Journal Banking and Finance 22, 1998, 1507-1532. "The Pricing of Currency Risk in Japan," (with J. Doukas and P. Hall), Journal Banking and Finance 23, 1999, 1-20. "The Measurement of Relatedness: An Application to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with J. Fan), Journal of Business 73, 2000, 629-660.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from Control of East Asian Firms", (with S. Claessens and S. Djankov),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 2000, 81-112. "Expropriation and Dividends" (with M. Faccio and L. You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2001, 1-25. "Disentangling the Incentive and Entrenchment Effects of Large Shareholdings (with S. Claessens, S. Djankov and J. Fan),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Finance. "The Ultimate Ownership of Western European Corporations," (with M. Faccio),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国际一流学术期刊 经济类top 2：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金融类top 2：Journal of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月20日 Who will save the Chinese securities business?I have to say, Chinese sesurities business is very bad. Though the economics is go up quickly and be excellent.
Today, I re-think the problem, I find the reason is lacking the law and credit system.So China is not the law-construct-accomplished country at all. It is existing for a long tim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12月13日 中国公司在美上市指南美国的证券市场概况
美国最大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当数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中，购买和出售的订单传达到中心，由中心的专业人士通过维护系统以使买卖的订单匹配，从而实现交易。在场外交易市场，买卖是通过券商之间连接的计算机终端和报价单来完成的。最著名的场外交易市场就是纳斯达克（NASDAQ），券商作为中介代理人匹配客户之间的订单，或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介入证券交易。 纽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其筹集的资金居股市之首。纽约证券交易所有将近2800多个上市公司，在2003年，包括了来自51个国家的470个外国公司。2003年，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为15家，市值达到89亿美元；亚太地区共有82家公司，市值达728亿美元。广泛的市场参与者，包括公司、个人投资人、机构投资人和成员公司，构成了这一交易市场。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已经满足了最严格的上市标准，其范围包括从最大、最著名的蓝筹公司到许多世界顶级的技术公司和年轻、成长迅猛及私有化的非美国公司。 在美国，大概有35000个公司的股票在场外市场交易。纳斯达克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电子询价系统，存储和提供每秒更新的来自全国联网券商的场外报价。有6000多个公司的证券在该系统上询价，现有包括搜狐、新浪、网易三大中国门户网站在内的十几家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当今的纳斯达克市场已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竞争对手，许多符合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标准的大公司已选择了纳斯达克，如著名的微软、英特尔、苹果电脑和升阳公司等。纳斯达克市场分为两个部分：纳斯达克全国市场和纳斯达克小型市场。在全国市场的上市标准更严格，证券更具折现性。对于更小的公司而言，纳斯达克提供了一个“场外交易电子版”，但其并不是纳斯达克市场的一部分，而只是为券商们提供的通过计算机网络查询和估价的途径。最小的公司则可以列于“粉红单”上。 在美上市的优势 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的稳定性以及其代表的雄厚的资金来源为企业融资提供最大空间。对于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境外公司来说，对美国资本市场趋之若鹜的最大理由无不在于这一市场所容纳的雄厚资金。由于比较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行之有效的市场运营，不仅是庞大的投资机构，就是零散的个人投资者也能通过很多方式将资金聚集起来，占据着资本市场的重要一隅，使美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和最有效的资本市场。美国投资者对非美国公司的股票的投资大约占这些投资人所拥有的资金总额的12％。 第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全球知名度和良好声誉。公司良好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公司的价值，而通过上市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亮相，借助路演等方式以及媒体的曝光，取得类似促销的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声誉。通常，股市分析师会跟踪公司的业绩，并定期预测公司前景，积极有利的报告将有助于提高公司股票的价格。 第三，强化公司的购并手段。上市使公司的价值能通过具有很高的折现性的美国股市的股票得以体现，而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股票往往被认可为购并的支付手段，买家往往更有可能接受股票作为支付工具。 第四，进一步促进中国公司的内部改革和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美国市场更为严格的披露和公司治理要求，也将成为中国公司进行改革和实施广泛重组、提高在行业内竞争力的契机。 上市的方式 通常而言，中国公司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可以采取以下4种方式： 1.普通股的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s） 上一世纪30年代初期的股市灾难导致外国公司的股票在美国股市一落千丈，美国的投资人瞬间失去了数以亿计的投资，这一历史事件促使1933年的美国证券法正式实施。此后，美国证券法对境外公司在美国的普通股首次公开发行的监管与本土公司别无二致。毫无例外，该公司必须进行注册。根据公司的规模以及以前在美国的披露情况，美国证监会还制定了不同的表格，以供外国公司注册使用。 基本上，境外公司与美国公司一样，必须以同样的格式向美国证券委员会（SEC）和投资人披露同等的信息。对于许多境外公司来说，美国证券市场的披露制度是令人深感不适的。美国的财务披露和会计准则比许多国家的更加详细和严格，例如，其要求对公司的市场竞争性地位和管理阶层对前景预测的强制性披露，便是一个令外国公司头痛的例证，但是为了力争在这个浩瀚的资本市场上拥有一个位置，境外公司也只能入乡随俗了。为了软化此不适，美国证监会许可境外公司将其财务报表调节至符合美国的会计原则，并不一定要实际地按照美国标准来制作。 此外，境外公司的股票一旦公开交易，该公司还必须按照美国证券交易法的规定定期向SEC报告。 2.美国存托股证挂牌（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s， ADRs）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17日、18日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易。作为第一家两地同步上市的中国国有金融企业，其获得了25倍的超额认购倍数，共发行65亿股，募集资金35亿美元，创该年度全球资本市场IPO筹资额最高记录，取得了海外上市的成功。中国人寿保险就是中国企业通过ADR成功上市的例证。 美国证券业创造了这种将外国证券移植到美国的机制，存托股证交易提供了把境外证券转换为易交易、以美元为支付手段的证券。迄今为止，还有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石化等公司通过此方式在美国上市。 典型的ADR是如此运作的： （1）美国银行与一境外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这一美国银行担任境外公司证券的存托人。 （2）美国的存托人签发存托股证给美国的投资人。每一张存托股证代表一定数目的境外公司的证券，该凭证可自由交易。 （3）美国存托人收购相应数量的境外公司的证券，一般该证券由境外的托管银行保管。 （4）发行存托股证后，美国存托银行作为该股证持有人的付款代理人。该银行收取股利并转化为美元，然后将其分配给股证持有人。 （5）存托银行作为存托股证的转让代理人，对该股证在美国的投资人的交易进行记录。该银行也时刻准备着把该股证转换为相应的境外证券。 美国证监会把ADR以及其所代表的境外证券区别对待。同时，ADR的发行也涉及到证券的公开发行。因此，发行ADR的美国银行也需要注册，而该境外公司则须履行定期报告的义务。 但是，履行全面的注册和报告是特别昂贵和负累的。鉴于此，美国证监会根据境外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的状况，制定了不同的ADR计划和相应的不同披露要求： 一级ADR SEC对一级ADR的监管是最轻的。美国银行通过注册F－6表格，并附具存托协议和ADR凭证，便可建立一级ADR. 如果境外公司每年向美国证监会提交其在自己的国家所披露和公开的资料清单，其在美国的定期报告义务可免除。一级ADR可以在代理商和批发商的粉红单上报价，但是不能在证券交易市场交易或纳斯达克上报价。这一级ADR主要是为美国投资人提供对现成的境外公司的股票的通道，但是，不能用于筹集资金。 建立一级ADR的成本比较小，平均为25000美元，境外公司的获益是很大的，通常股价会上升4－6％。 二级ADR 二级ADR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交易。美国银行须利用F－6表格注册，境外公司须定期报告。为能在证券交易市场或是纳斯达克交易，境外公司还需要进行20－F表格注册。但如一级ADR一样，二级ADR不能作为筹集资金的手段。 适用二级ADR的境外公司无一例外地发现，美国证券交易法所要求的披露要求比自己国家的法律规定更细节、更深入。最重要的是，境外公司的财务必须符合美国的一般会计准则，例如：美国一般会计准则要求分类披露公司的运营情况，还有一些敏感（有时是令人尴尬）的资料，包括主要财产、任何重大的正在进行的诉讼或政府对公司的调查、10％股东的身份、管理层薪酬总和、公司及子公司或执行官之间的交易，等等。公司还必须每年更新20－F表格。 建立二级ADR的成本是巨大的，平均超过100万美元。但是带来的成效也是巨大的，其为境外发行公司所铺设的通向美国投资人的通道以及以美国一般会计准则为标准的披露，通常会促使公司股价上升10－15％。 三级ADR 境外发行公司将自己的证券向美国投资人作公开发行。这一级ADR的注册书必须本质上包括二级ADR的20－F年度报告所要求的内容。三级ADR是唯一的允许境外公司在美国融资的ADR形式，建立三级ADR必须按照类似于普通股首次公开发行的程序来进行。在美国的普通股公开发行一般成本超过150万美元。但是对于许多需要大量资金的境外公司来说，即使成本很高，三级ADR也是值得一试的，因为美国的公众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个无可比拟的融资基地。 全球存托股证（GDR s） 境外发行人也可以通过发行以美元为计价单位、全球发行的存托股证来促进其证券的交易。全球存托股证与美国存托股证的原理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全球存托股证是部分或全部在美国以外的区域运作。不论冠之以全球存托股证或美国存托股证，适用在美国的部分的法律是一样的。 3.私募资金和美国证券法144A条例 私募资金是一种避免美国证券法要求的注册，而又能在美国出售证券的做法。但是，美国证券法规对于出售私募证券有很多限制。美国证监会1990年采纳的144 A条例允许将某些符合条件的证券出售给合格机构投资人，而不需履行证券法的披露义务。但与144 A条例关联的交易必须符合基本条件：（1）该证券必须只能出售给合格机构投资人；（2）证券发行时，该证券不能与在美国的任一证交所交易或是在如纳斯达克的券商询价系统报价的证券属同一种类；（3）卖家和未来的买家必须有权利获得发行公司的一些从公众渠道尚未得知的信息；（4）卖家必须确认，买家知道卖家可以依据144 A条例来免除证券法的登记要求。144A条例还规定了合格机构投资人的条件。合格机构投资人通常包括美国银行、信用社和注册券商。 4.反向兼并 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通过反向兼并（Reverse Merger）方式在美国上市方兴未艾。反向兼并，也称Reverse Takeover（RTO），俗称借壳上市，是一种简化快捷的上市方式，是指一家私人公司通过与一家没有业务、资产和负债的上市公司合并，该私人公司反向并入该上市公司，该上市公司成为一个全新的实体。该上市公司也称为壳公司。私人公司并入上市公司后持有多数股权（通常是90％）。 与IPO相比，反向收购具有上市成本明显降低、所需时间少以及成功率高等优势：一旦成为上市公司，公司的前景颇为可观；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通常远远高于同等行业、同等结构的私人公司；上市公司更易于筹集资金，因为其股票有市场价值而且可以交易；可以利用股票收购，因为公开交易的股票通常视为购并的现金工具。 但是，反向兼并并非一蹴而就的获取资金的捷径，其只是募集资金的间接途径。所以，这一方式仅适宜于那些对资金的需求并不是特别急切，将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达到上市公司的规模和水平的公司，有助于其实现融资的长期目标。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标准 对于已决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中国公司来说，除了可依据供美国公司适用的上市标准之外，还可选择一套专供外国公司适用的标准。美国公司标准较外国公司标准而言，更加灵活。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标准包括两个部分：发行标准和财务标准。 发行规模标准如下： 1.美国公司标准 （1）股东数量：a.2000个持100股以上的美国股东；或者b.共有2200个股东，最近6个月的月平均交易量为10万股；或者c.共有500个股东，最近12个月的月平均交易量达100万股； （2）公众持股数量：在北美有110万股； （3）公开交易的股票的市场值总和为6000万美元。 2.非美国公司标准 （1）股东数量：全球范围内有5000个持100股以上的股东； （2）公众持股数量：全球有250万股； （3）公开交易的股票的市场值总和为，全球范围内达1亿美元。 财务标准如下（可任选其一）： 1.美国公司标准 （1）税前收入标准：在最近3年的总和为1000万美元，其中最近两年的年税前收入为200万美元，第三年必须盈利； （2）现金流量标准：对于全球市场总额不低于5亿美元、最近一年收入不少于1亿美元的公司，最近3年的现金流量总和为2500万美元（3年报告均为正数）； （3）纯评估值标准：最近一个财政年度的收入至少为7500万美元，全球市场总额达7.5亿美元； （4）关联公司标准：拥有至少5亿美元的市场资本；发行公司至少有12个月的营运历史。 2.非美国公司标准： （1）税前收入标准：在最近3年的总和为1亿美元，其中最近两年中的每一年达到2500万美元； （2）现金流量标准：对于全球市场总额不低于5亿美元、最近一年收入不少于1亿美元的公司，最近3年累计1亿美元，其中最近两年中的每一年达到2500万美元； （3）纯评估值标准：同美国公司标准； （4）关联公司标准：同美国公司标准。 纳斯达克的上市标准 相比之下，纳斯达克的上市标准比其他的全国性的交易市场更为宽松。对于规模稍小、缺乏深厚的营运历史和财力，尚不能达到全国交易市场的上市标准的外国公司来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于首次发行的公司，根据纳斯达克的标准，必须满足以下3个初始上市标准中的一个，且必须满足该标准的全部要求；并且，这一公司必须持续满足其中之一的标准才能保持其上市地位。以下简要介绍纳斯达克的全国性市场的初始上市标准。 标准一： （1）股东权益达1500万美元； （2）最近一个财政年度或者最近3年中的两年中拥有100万美元的税前收入； （3）110万的公众持股量； （4）公众持股的价值达800万美元； （5）每股买价至少为5美元； （6）至少有400个持100股以上的股东； （7）3个做市商； （8）须满足公司治理要求。 标准二： （1）股东权益达3000万美元； （2）110万股公众持股； （3）公众持股的市场价值达1800万美元； （4）每股买价至少为5美元； （5）至少有400个持100股以上的股东； （6）3个做市商； （7）两年的营运历史； （8）须满足公司治理要求。 标准三： （1）市场总值为7500万美元；或者，资产总额达及收益总额达分别达7500万美元； （2）110万的公众持股量； （3）公众持股的市场价值至少达到2000万美元； （4）每股买价至少为5美元； （5）至少有400个持100股以上的股东； （6）4个做市商； （7）须满足公司治理要求。 上市的程序 首次公开发行的过程是富有挑战性、激动人心的过程，大胆的决定、上市团队的卓越表现和良好的市场状况，“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实现，将会展现立足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的成功者的风采和形象。 1.组建上市顾问团队 公司得以在美国最终上市，往往是一个有效的上市顾问团队成功运作的结果。除了公司本身，尤其是公司的管理高层，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外，公司须组成一个包括投资银行、法律顾问、会计师在内的上市顾问团队。其中，投资银行将牵头领导整个交易和承销的过程。在考虑投资银行的人选时，公司应充分了解投资银行是否具有曾经协助过该行业的其它公司上市的经验以及其销售能力。公司选择的法律顾问必须具有美国的执业资格，同样，公司应考虑其是否有证券业务方面的丰富经验。会计师事务所应将根据美国一般会计准则独立审查公司的财务状况。会计师事务所也应对中国的会计准则有全面地了解，以便调节若干数据以符合美国会计准则的报表要求。 2.尽职调查 公司将在上市顾问团队的协助下进行公司的管理运营、财务和法务方面的全方位、深入的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将为公司起草注册说明书、招股书、路演促销等奠定基础。为了更好地把握和了解发行公司的经营业务状况，以便于起草精确和有吸引力的招股书，主承销商、主承销商的法律顾问以及发行公司的法律顾问将对发行公司的财产和有关合同协议作广泛的审查，包括所有的贷款协议、重要的合同以及政府的许可，等等。此外，他们还将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和审计人员等进行讨论。同时，主承销商往往要求公司的法律顾问和会计师提供有关在注册说明书中的事件的意见。承销协议书将约定由公司的法律顾问出具有关公司的合法成立及运营、发行证券的有效性、其他法律事件的法律意见。此外，承销协议还将要求公司法律顾问出具关于注册说明书是否充分披露的意见。最后，发行公司还要被要求提供一封“告慰信”，即由其独立的注册会计师确认注册说明书中的各种财务数据。 3.注册和审批 美国证券法要求，证券在公开发行之前必须向美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且向大众投资人提供一份详尽的招股书。注册审批是上市的核心阶段。公司、公司选任的法律顾问和独立审计师将共同准备注册说明书的初稿，因此，法律顾问的能力和经验在此阶段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注册说明书应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招股书，第二部分包括补充信息、签字和附件。招股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必须符合美国证监会的要求，以及必须真实地披露相关表格要求的信息。通常，对境外公司的披露要求与美国本土公司是一致的，包括公司过去5年的业务、风险因素、财务状况、管理层的薪酬和持股、主要股东、关联交易、资金用途和财务审计报告等。此外，招股书也是促销手册，招股书必须描述发行公司的“亮点”，以吸引投资人。 承销商及其法律顾问将对初稿进行认真地审查，并作出评论。当注册说明书准备好后，将递送到美国证监会。在注册说明书递交证监会后、该文件尚未被宣告有效之前，包含在说明书中的初步招股书将由投资银行送给潜在投资人传阅。在此期间，可以书面招股，但是不能承诺出售股份。在此期间，承销银行将安排路演（以下详述）。 美国证监会在30天内审查注册说明书。审查完毕后，证监会向公司发出一封信，要求提供补充信息或更详尽的披露，主要涉及披露和会计问题。公司即按照该意见进行修改并将修改意见递交证监会。证监会再次进行审查。如是首次注册的公司，证监会往往会要求多次的修改。 美国证监会审查批准注册说明书的最后一稿后，将宣布注册说明书生效。对第一次的注册人来说，从第一次递送到宣布生效，需花4到8个星期的时间。 4.促销和路演 注册登记之后，公司便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协助下进行促销，其中包括巡回路演。路演是指证券发行公司通过一系列的对潜在投资人、分析师或资金管理人所作的报告会，激发投资兴趣，通常持续一至二个星期。届时公司管理层在投资银行的安排下，到各地巡回演说，展示其商业计划。管理层在路演上的表现对证券发行的成功与否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重要的路演城市包括纽约、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和洛杉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和香港也往往会包括在路演的行程中。 一旦路演结束，最终的招股书将印发给投资人，公司的管理层将在投资银行的协助下确定最终的发行价格和数量。投资银行往往会基于投资者的需求和市场状况，提出一个建议价格。 一旦发行价确定，投资者收到正式招股书两天后，首次公开发行便可宣告生效，上市交易便拉开了序幕。主承销商将负责保障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最初的关键几天的顺利交易。至此，首次公开发行即告成功。 10月17日 改革的问题 今天看了<经济观察报>关于经济改革的问题专题,深有感触,其实,很多时候,会发现不仅仅只有"主流"和"非主流"之争,而还是那些争论的不休的了"效率"与"公平"之争,这里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说大家应该最后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仅仅因为"市场"或则应该"计划"引起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觉得其实从事实上看,这几年国家的发展表明,改革的路是走对了,但是其中也存在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怎么解决问题上思考,而不是颠覆式的改革,其实,现在国家内部的矛盾激化,主要是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失公平现象的剧增,什么是公平,有些人从出生开始就有丰厚的物质跟多年奋斗都还处于贫困挣扎的人,当然没有办法说明公平.我只是建议,国家其实应该从基础保证开始做起,像这次热点的医疗改革失败问题,我觉得至少应该在保证了公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再谈效率可能好些,而且决不能搞歧视,不能重洋媚外.这样,我想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吧. 10月15日 人民所拥护的银行改革什么是人民所拥护的银行改革？现在中国的银行业面临着一个舆论关注的时期，因为随着4大国有银行引入外资的步伐的加快，“出卖银行”的现象开始层出不穷，现在谈论银行该卖还是不该卖的文章也比较多，但是我发现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都仅仅只是停留在卖与不卖对于金融安全，对于银行改革的问题上，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应该集中关注的，但是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其实银行这次的改制，应该和广大的人民利益体相联系，也就是说，银行改制了，引入外资了，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变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特别是这次做为国有银行的外资参股合作，我想从这个层次来讨论银行引入外资的问题，显的比较周全一些。 据一组数据报道，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8月，中国至少有6家股份制银行和5家城市商业银行引入了外国投资者，比例接近20%，从数量上看，这一比例达到50%，如果算上正在谈的4家，比例可高达83%。 首先，外资现在参股的几家国内银行，除了资本扩充以外，运行情况真的就是开始“重见光明”了？某德资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说过，“对我们来讲，长期持股就意味着风险的长期持有，因此我们压力很大，要更谨慎地更全面地考虑问题。” 。“除非你仅仅是做财务投资，而不搞银行业务，否则你会发现任何方面的合作都埋藏着争议和冲突，并且这种合作迟早都会变成竞争。比如，我们的一项外汇业务，利润丰厚，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转让，可是如果转让了技术，我们等于给自己制造竞争对手。”这位要求匿名的首席代表说。从以上对话可见一斑，很多外资的引入，除了一些交流和资本的扩充以外，其实很少涉及管理的改制，技术的转让，运营的优化的，因为很简单，这样的动作在还没有拿到“控制权”的基础上无疑是在培养竞争对手。况且还有许多地方是外资根本没有办法改的。所以，从现状来讲，外资进入银行，或多或少带有投机套利的色彩也不足为奇了。外资进入既然没有给银行带来改制，怎么能期望它能够给广大的人民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其次， 就算外资银行能够给国内银行带来管理和技术的优化，其实情况也不会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有个服务大众的银行出现。原因很简单，银行做为公司本身是应该有逐利的趋向的，作为管理和技术一流的外资银行更是在这个方面做的出类拔萃，其实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4大银行很早就意识到了这样的困惑，做为国家人民的银行应该担负起的一些社会责任和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本着对股东负责的矛盾。那么在引入外资以后，是不是在社会责任上就会做的稍微少点了呢？是不是在引入外资以后就可以仅仅开展针对带来利润的大客户而忽视作为人民大众的小客户了呢？是不是引入外资以后银行就要开始针对小客户而收取不合理费用了？结果不得而知。所以对于引入外资以后的合作方法，我个人觉得这个才是大家应该关注的话题，而对于合作的国家金融安全，我觉得至少现阶段没有必要，因为大的股权还是牢牢控制在国家手里，只要选的投资对象有长远的眼光，愿意帮助，共同成长，达到双赢的结果。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国家银行改革的路上，应该多考虑一些人民的利益，多考虑一些社会的责任，这样的改革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
|
|
